1987年11月16日中午，上海大连西路562号西体育会路储蓄所内，一声枪响打破了午间的安静，也把一桩原本以抢劫为目标的案件，推向了无法挽回的深渊。 这家储蓄所不过三十平方米，工作人员轮流外出用餐，只留下朱亚娣一人在柜台内接电话。后门被敲响时，她以为同事返回，未加防备便上前开门。 门外站着一名年轻男子，手中握枪。朱亚娣察觉不对，立即拉响报警装置并呼喊。紧接着，两声枪响传出，她头部中弹，倒在血泊中。凶手没有拿走柜台里的现金，转身逃入附近弄堂。 案发现场留下的细节并不少。门锁处有指纹，地上留有五四式手枪弹，储蓄所的钱箱也完好无损。上海公安随即成立专案组，由刑侦人员端木宏峪负责侦查。 端木宏峪没有被“钱未丢失”这一表象带偏。他判断，凶手此前曾到储蓄所观察环境，熟悉午休规律，原本准备实施抢劫。朱亚娣拉响警报后，凶手因慌乱开枪，行动因此提前中断。 更关键的线索，来自三天前的“茂新轮”。11月13日，船上乘警室被撬，两支手枪和部分子弹失窃。两处现场提取的指纹经过比对，纹线和细节高度吻合，说明盗枪者与储蓄所凶手是同一人。 这就带出一个问题：什么人能熟悉轮船内部，又敢在船上撬开乘警室？专案组将排查范围放在上海海运管理系统。推断并不复杂，真正困难的是找到能把两起案件串起来的那根线。 突破口竟是一辆自行车。 案发当晚，储蓄所附近停着一辆黑色永久牌自行车。上海下过雨，第二天车座仍是湿的，到了中午也无人取走。附近居民觉得蹊跷，便向公安机关反映。 在当时，永久牌自行车并非普通物件，既要花费不低的价钱，有时还需凭票购买。车主很快被查到，是退休工人单师傅。单师傅说，案发当天上午，儿子的同学于双戈借走了车，却始终没有归还。 于双戈，1963年8月22日出生，案发时24岁，山东莱阳人，自幼由伯父母抚养长大。他曾在上海海运管理局担任乘警，先后随船工作，后来因违纪被调离，又到公交车队当售票员。 他的经历、口音、身材和衣着特征，都与目击者描述相符。更让专案组确信的是，于双戈的档案材料上提取出的指纹，与两处现场指纹完全一致。 警察赶到于家时，他已经逃离。父母神情惶恐，家中铁皮盒内还藏着半盒五四式手枪子弹。父亲得知儿子可能犯下命案，曾劝他自首。于双戈嘴上答应，转身却拉着女友蒋佩玲逃走，甚至把追赶出来的父亲甩在身后。 真正引起上海市民议论的，并不是于双戈如何作案。证据摆在那里，他鲁莽、凶狠，又缺乏基本判断，抢劫未成便杀人，结局早已注定。人们难以理解的是，为什么这样一个劣迹累累的人，身边却有愿意替他承担风险的亲友。 蒋佩玲幼年丧父，成年后又失去母亲。她与于双戈相识后，希望尽快成婚，但男方长期挥霍，欠下债务，工作也屡次变动。案发后，于双戈向她坦白：“我抢银行，杀人了。”她起初不信，确认之后仍拿出钱帮助他逃走，还说愿意与他一起承担。 这不是普通的隐瞒。她明知于双戈杀了人，仍然为其筹钱、提供藏身之处，已经越过了法律边界。感情可以解释她的选择，却不能替她免除责任。 另一名从犯徐根宝，则是被所谓朋友情分拖下水。于双戈盗枪后曾到他家中，拿出枪支弹药炫耀，并要求他代为藏匿。徐根宝劝过自首，也劝过丢弃枪械，但最终没有报警，反而替他保管枪支。 于双戈落网后，很快交代了盗枪、杀人以及藏枪经过，徐根宝也随之被查获。那句“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”，在刑事案件面前没有任何分量。所谓义气一旦建立在包庇罪行之上，便不再是情义，而是共同承担后果。 1988年1月8日，蒋佩玲因包庇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，徐根宝因窝藏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。于双戈则因抢劫杀人等罪行，被依法判处死刑并执行。 当年，上海市民对这两名从犯的关注，远远超过了对主犯的同情。有人认为蒋佩玲重情，有人认为徐根宝仗义，甚至出现“交友要交徐根宝”之类的议论。可法庭认定的事实十分清楚：蒋佩玲选择了包庇，徐根宝选择了藏枪，他们都必须为自己的选择承担代价。 特别